Suicide (Durkheim book)

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出版了《自杀论：社会学研究》（原法文书名《Le Suicide: Étude de sociologie》）。这是继1881年捷克作家、后来的总统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的作品之后，第二部关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研究。涂尔干的著作以自杀为案例研究，在当时被视为社会学专著的典范。

涂尔干将自杀定义为：受害者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积极或消极行为导致的任何死亡，且受害者明知该行为会导致这一结果。

他根据社会整合与道德规范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失衡，区分了四种自杀类型。他观察到，战争等危机会增加利他主义，而经济繁荣或灾难则会导致失范。

利己型自杀源于长期缺乏社群归属感。个体感到无所依附，从而产生无意义感、冷漠、忧郁和抑郁。涂尔干将这种疏离称为“过度个体化”。那些与社会群体（及其价值观、规范和目标）联系不紧密的人，缺乏支持和引导，因此更可能自杀。他发现，未婚者（尤其是男性）的自杀率更高，因为他们与稳定社会规范的纽带更少。

利他型自杀发生在个体被群体的目标和信念所压倒时。它出现在高度整合的社会中，个体需求不如群体重要。在整合程度上，这与利己型自杀相反。涂尔干指出，在这种社会中，自杀很少见——除非个体被期望为群体牺牲自己，例如在军队服役中。

失范型自杀源于社会或经济剧烈动荡期间的道德混乱和缺乏社会方向。它由道德失范和合法愿望不明确导致，因为约束性的社会伦理未能赋予意义和秩序。人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欲望没有限制，从而不断感到失望。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财富极端变化（无论是破产还是暴富）之后，因为旧的期望被抛弃，而新的期望尚未形成。

宿命型自杀发生在过度规范之下，未来被阻断，激情被压迫性纪律扼杀。它是失范型自杀的对立面。在压迫性极强的社会中，居民宁愿死也不愿活时可能出现——例如，在遭受持续虐待的囚犯中。涂尔干认为这种类型是理论性的，在现实中不太可能，但近期证据表明它确实存在。

涂尔干的研究发现：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尽管长期无子女的已婚女性最终自杀率较高）；单身者高于有伴侣者；无子女者高于有子女者；新教徒高于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军人高于平民；和平时期高于战争时期（例如，法国自杀率在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政变后下降；1866年奥意战争爆发后，两国自杀率均下降14%）；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自杀率较高。他还发现，教育水平越高，自杀率越高，但宗教是更强的预测因素——例如，犹太人教育水平高，但自杀率低。

批评者指责涂尔干犯了生态谬误，因为他关于个体行为（自杀）的结论是从总体统计数据（按宗教划分的自杀率）中得出的。这种从宏观数据推断微观事件的方式可能具有误导性，如辛普森悖论所示。然而，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谬误可能不适用。范·波佩尔和戴（1996）提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报告的自杀率差异，可能源于两个群体记录死亡的方式不同——新教徒将“猝死”或未指明原因的死亡归类为自杀，而天主教徒则不会。